近日，多起精神病患者的刑事案被媒体曝光，引发公众关注。四川成都27岁女子在家门口被人持刀伤害致死，经鉴定该案犯罪嫌疑人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河北廊坊市广阳区发生一起持刀伤人刑事案件，致周某（女，24岁）死亡，经鉴定犯罪嫌疑人谢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深圳宝安区坪洲地铁口，一摩的男司机殴打一名女子，该男子曾确诊精神分裂症。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披露，中国精神障碍人群规模高达2.8亿，占总人口的20%。2024年，精神科门诊累计达2.4亿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达6000万人。这表明，不仅精神障碍的总患病率高，重性精神病的比例也不低。这些数字凸显了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严峻性，折射出当前我国在精神病患者干预、治疗、康复及回归社会等环节存在的挑战。

重性精神病患者并不意味着就会发生暴力伤人行为。有专家表示，95%以上的精神病人是不会伤害他人的。即使有精神病人伤害他人，也多发生在病人停止服药期间。只要坚持服药，精神病人多与正常人无异。要真正预防极少数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出现伤人行为，全社会不能用歧视、恐惧、敌意的眼光看待精神病患者，而要有一种服务患者的意识。有医学调查显示，60%的患者因害怕歧视拒绝就医，30%的患者出现社会退缩行为。

频繁出现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与当下对精神病人的救治与管理体系不健全有关。现行《精神卫生法》虽对“非自愿住院治疗”设定了“有伤害自身/他人危险”的标准，但实际操作中，证明“现实危险性”存在取证难、决策风险高等问题，导致部分高风险患者未能及时被收治。“出院难”与“出院后失管”的现象并存，一方面，部分病情稳定但无家可归或家庭无力照管的患者长期滞留医院；另一方面，不少患者在出院后因缺乏有效衔接，陷入社区康复与监管的真空，不再持续服药，导致复发风险剧增。

对严重精神病患者的社区管理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但基层精防人员多为兼职，数量严重不足、专业能力有限、工作负荷超载；随访常流于形式，难以提供有效病情监测、用药指导和心理支持。目前的医疗资源，对社区预防、康复和长期照护几乎没有投入，使得对精神疾病的预防与康复成为最脆弱短板。加上部分家庭因贫困、无力或逃避，无法有效履行监护职责。强制要求监护人对成年患者行为负全责，既不合理也难以执行。

要改变精神病患者频繁伤人的现状，首先需完善强制医疗程序。强制医疗是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患者的重要管控措施。2025年3月1日起施行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民政部门设立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需收治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并优先收治困难群体中的患者。这一政策为强制医疗提供了制度保障，但需进一步明确解除标准和评估机制。如制定明晰、可操作的“危险性”评估标准，纳入病史、行为、环境等多维因子，由专业团队定期动态评估；同时设立“紧急精神卫生响应”通道，授权专业机构对高风险个案实施72小时紧急评估与干预。

社区在精神病患者管理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建立社区支持网络，可实现对患者的动态监控和持续帮扶，降低再犯风险。社区工作人员、民警、医护人员等多方协作，可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和社会危险性，制定个性化管理方案。家庭是精神病患者最直接的支持来源，政府可通过发放护理补贴、提供培训等方式，减轻家庭负担。

国家应加大对精神卫生医疗资源的投入。中国精神卫生的医疗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有统计显示，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而中国县级行政区有2846个，很多县级行政区没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全国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而全球平均为4.36张/万人口，中国未达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

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要求，尚未设置精神专科医院的省份和地市，需在“十五五”期间完成设置，并提供诊疗服务；二级以上公立精神专科医院须加强心理门诊和睡眠门诊建设。此外，每个乡镇卫生院应配备专职精神卫生服务人员，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医保政策也需向精神卫生领域倾斜，应将长效针剂、新型药物、长程心理治疗纳入医保，大幅提高报销比例，对严重患者应提供免费的基本药物。同时，对无监护、监护失效的重症患者，民政部门或指定机构需承担起法定的兜底监护职责，建立专门化的救助安置场所。

对精神病患者的救治与管理，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的破解之道，不在于筑起更高更厚的隔离墙，而是需要构建一个既能保护公众安全，又能尊重患者权利的管理体系，如此才能形成以预防为先、治疗为本、康复为桥、关爱为魂的社会防护网。这需要政府展现政治决心，加大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让每一位精神病患者，都能得到科学的照护和人性的关怀。这既是对公共安全的守护，也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