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县城崛起、县域经济和县城消费等话题的不断延展，中国大城小县的消费边界正在逐步消融，“县城”也不再仅是行政区划上的一个区域。似乎在当下，县城成为介于城乡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存在。它是年轻人逃离大城市的减压避难所，也是标准化消费品牌下沉的聚集地，更是文旅资源充分开发后的新打卡地。

特别是近年春节，很多返乡的年轻人都发现，县城的奶茶、黄金品牌店不比大城市少，电影票价、年夜饭也不比大城市便宜，消费水平一点也不比大城市低。过去，县城多以物价水平低廉、高性价比著称，现在却逐渐成为高消费的集中地，令许多人感到惊讶。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县域经济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健全县域商业体系”更是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中国有大约3000个县城，数量众多，而随着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县域经济也随之出现明显的分化。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和看待县城，以及县城崛起背后的发展趋势和城市化动向，格外重要。对此，《凤凰周刊》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进行了对话。

特定县城更易消费升级

《凤凰周刊》：近年春节期间，很多返乡年轻人发现县城出现了许多大城市的消费品牌和消费习惯，县城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很多，您是否观察到这一现象？

陆铭：观察到了，而且据我观察，这种现象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县城。

如果这个县城本来就没有很多人，人口也是持续流出的，或者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像上海等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县城，平时它是人口流入的，到了春节期间反而人跑了，这类县城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反之，基本上是平常人没那么多、都外出打工了，春节返乡时人口得翻一倍，这样的县城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凤凰周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

陆铭：首先，大量人口返乡是中国转型时期里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人口返乡后会有许多消费和社交的需求，比如要吃饭、办年货、走亲访友、看电影等。为什么现在县城的电影院在春节时非常火爆？道理很简单，有些县城除了看电影以外，其他的文体活动很少，所以电影票房就特别火爆。而电影院很有可能平常没有什么客流，但又必须保持运营，所以在春节期间得把这一年的投入赚回来，所以甚至存在县城电影票比大城市还贵的情况。

第二，也有人观察到，县城来了一些品牌店、连锁店。这是因为，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逐渐就会有这样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有些品牌店的确是从大城市开始发端，逐渐开始做下沉市场，也会有这样一种现象。

第三，县城里面还存在一些在当地有消费力的人，比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或者在一些有自己产业的县城，就会有企业家及其家属等，这些人是有消费力的，就可以把当地的消费给撑起来。

这几个原因叠加起来，就会在县城出现品牌越来越多样、消费力持续提高的现象。

县城崛起于城市化进程中

《凤凰周刊》：县城消费的升级和哪些因素有关？

陆铭：我觉得县城消费升级这个现象客观是存在的。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定会导致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渐提高，其中就包括服务。所以这种消费场景，或说吃喝玩乐，一定会出现在县城，而不是当地的农村。

此外，有很多打工群体回县城买房子了，特别是有老人和孩子的，因为很多县城房价并不贵，一两千一平米的房子很多县城都买得到。比如留守儿童这个群体，爸爸妈妈如果没有条件把他带在身边在外打工的话，大多孩子都留守在老家县城，越来越少会留守在农村，而多数也都是妈妈带着孩子在县城里陪读，这也就产生了县城里的消费。

所以总体来讲，它既有收入水平提高的因素，也有在转型时期，大量流动人口返乡，导致县城消费升级。

《凤凰周刊》：这种县城消费的升级，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关系吗？

陆铭：有关系。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后，人的需求会逐渐向服务需求集中。以农民为例，既包括真正的农民，也包括外出打工的农民，其收入水平提高后，他要有消费，那么出于消费的动机他就会往县城搬迁。农民收入提高可能是在本地进城工作，也有可能是外出打工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的，这当然就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种由于城市化进程和收入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县城消费的繁荣又有差异。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县城人口是绝对负增长的，从经济规律角度和目前数据表现的角度来看，我想今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县城，大概率还会进一步出现负增长。即便现在假期可能会有一些人回来，但随着时间推移，等老家的孩子长大离乡了，老人去世了，那么今天所看到的返乡带来的消费繁荣，可能只是阶段性的。

《凤凰周刊》：其他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是否也有类似经历？

陆铭：别的国家跟中国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们没有那么庞大的流动人口，且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面发展得这么壮大。另外，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养老保障等等因素，别的国家即便出现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实际上大多也是举家迁移。

举个例子，比如日本人发现东京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有可能他到东京打工时，就夫妻一起走了，然后等孩子出生就在东京当地读书了。它不会有我们国家这种现象，因为户籍制度长期存在，人是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打工了，但是孩子还留在老家，甚至老人、妻子也在老家守着孩子。还有就是土地，因为农村还有土地，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有些家庭成员在老家守着地，怕人全离开了，地也没了。实际上，中央已经明确，农民进城，在农村的土地权益是不变的，但现实中，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在老家守着地。

实际上，中国和国外本质上还是程度的差别。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流动人口，而且举家迁移的比例较低，虽然这一比例在逐渐提升，但跟其他国家对比仍是明显偏低的。

大城小县之差，扩大还是缩小？

《凤凰周刊》：很多人觉得，中国大城小县的边界正在消融。县城兼具城镇与农村的属性和功能，它也是城乡经济的交汇之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和看待“县城”的概念？

陆铭：我们必须要先清楚一件事情：县城在中国是一个行政级别，而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单位。换句话来讲，中国的县城大小差别太大了。

从人口数量上来讲，中国人口最多的县城或县级市，比如苏州昆山市，其常住人口已超过200万，而中国人口相对较少的县城却只有1万人左右。如果从面积上来看，中国新疆一个县级单位的县城，面积甚至有可能比东部的几个省加起来还要大。所以我们讲“县城”，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概念讲明白。

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很多事情，实际上就是分类发展的问题。比如说大城市边上的县城和西部的县城、平原地区的县城与山区的县城、人口流入地的县城与人口流出地的县城，这些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凤凰周刊》：您如何理解县城与城市，以及县城与农村的关系？

陆铭：县城与城市和县城与农村的关系，也是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去区分。比如说像昆山市这样的县城，由于其区位比较靠近上海，那么其功能就更偏向于一个城市经济，也是更加跟上海去相关联的，所以它会做制造业。

但有一些县城，它的周边全是农田或矿区，甚至有可能是无人区，那么其功能就更多地体现为特定区位上的周边经济活动，因此就要有一个县城去提供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人口管理等等功能。有时，它也为这个地方的经济活动提供点配套的产业。比如像沙漠这样的无人区也可以搞旅游，那么附近的县城就要有住宿业。再比如有些开采石油的矿区不大适合住人，像中国西部油田里的工人下班以后就回到附近县城居住，这时的县城就会更多配套当地的农业生态、自然资源等产业，更加服务于农村经济。

中国很多的县城，其实是有很多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这些地方发展文旅产业非常有优势。如今，在文旅产业逐渐成为国家支柱型产业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大量返乡旅游的情况，这会给县城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相应来讲，这些县城消费品质的提升，既有可能从文旅产业的发展里面得益，也有可能由于消费品质的提升，更加有利于推动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

《凤凰周刊》：未来，城市跟县城之间的差异，您认为会继续扩大还是逐渐拉平？

陆铭：有些方面差异是会拉大，有些方面也会缩小。

先讲缩小。缩小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人均实际收入。只要地区和地区之间存在差距，就会有人口流动，直到没有差距为止。目前，发达国家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比基本在1:1，而中国大概在1:2.4左右，虽然这一数字还在不断缩小，但同别的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第二是实际收入。目前，农村和城市、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物价仍有很大差别。别的不说，首先房价有很大差别。考虑到这个价格和生活成本差别，城市和县城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就小很多了。

第三是生活质量。在大城市待着，很多人感到房价贵，精神压力大，在小城市则正相反。到目前为止，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还有很大差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一方面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服务本身提供的质量就同收入水平相关，因而它必然会随着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逐渐缩小而慢慢增强。届时，城乡之间、城市和县城之间生活质量的差距也会缩小。

不过，还有以下几个差距肯定是扩大的。

第一个是创新。这不仅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也是我们最近在新书《创新之城：谁在引领强城时代》中讲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创新的集中程度要超过人口的集中程度。打个比方，大量新兴的高科技产品，比如最近爆火的人工智能，不管是DeepSeek还是Manus，它能够出现在杭州和武汉，却不会在小县城里出现。因此，对这类高新科技，还有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创新产业，城市和县城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第二是文体活动。很多带有消费性的活动有先天的人口规模优势，比如演唱会和音乐节，音乐节有时在一些小城市还有场地大的优势，但交响乐和画展则会往大城市集中，那么在这些产业上也会看到大小城市间差距越来越大。

再比如近期很多人看到县城里新增了很多城市里的奶茶店、咖啡厅，但小县城里绝对不会有小众的独立咖啡馆。为什么？因为人对于多样性的消费，是依赖于人口规模的，因而大城市能够分化为有的人会喝标准化的咖啡品牌，而有的人选择小众的咖啡馆，这也是小众咖啡店得以生存的原因。当有些东西只能在大城市存在的时候，不管是咖啡厅还是交响乐，实际上都给大城市带来了更丰富的生活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差别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可能反而会进一步拉大。

更加分化的未来

《凤凰周刊》：您觉得县城经济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多大？

陆铭：如果从份额来看，县城经济的占比还是很大的。但如果从增长的贡献度角度来讲的话，我给到的答案恰恰是相反的。因为经济和人口的集中度是在提高的，人是从小城市往大城市跑的，那么从贡献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应该说是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

《凤凰周刊》：您觉得县城为什么会越来越有吸引力？

陆铭：县城有没有人口吸引力，一定要分类去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的。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中，将县城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及人口流失县城五种类型。像昆山就属于大城市周边的县城，而山东的曹县则属于有特色产业的县城，做汉服，有可持续的产业发展，人口也是增长的。在我看来，这两种县城就会有吸引力，但剩下三类县城除了在当地从事相应产业的人，总体上不大可能有吸引力。

《凤凰周刊》：那应该如何释放县域活力呢？

陆铭：释放县域活力我认为更多的应该去讨论在县城里面如何寻找消费爆发点，比如说第一有自己适合的产业，第二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要能够配套。

前面提到的一些较大的县城还是有很多人的，也有自己的产业，当然在消费方面要有相应的供应，除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外，一些消费品牌自己也会考虑下沉。但有些县城本来人就不多，甚至有些人口是绝对负增长、流出地，大概率未来依然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我想不大可能会成为接下来消费爆发的地方，除非当地有文旅资源，是个例外。

《凤凰周刊》：您可不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县城？

陆铭：分化。像昆山这样的县城，虽然它的行政级别仍是个县级市，但它未来会更像一个城市，其实看其人口、经济规模，它现在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城市了。类似这样的县城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但是有一些县城如果人口持续减少，现阶段可能还是村和村的合并，未来可能就要逐渐过渡到县和县的合并了。届时，在一些边境的县城，出于军事、国防安全或者发展边境贸易和旅游的考虑，政府需要加大投入，要让足够的人口能够安心在边境县城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