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陪照护极需制度定型
2026/02/25 | 作者 周兼明
摘要:陪床所带来的现实困境越来越多,子女请假难、成本高,长期夜间陪护也会让家人身心透支,加上家属缺乏医学常识,照护存在隐患。
一大清早,“05后”女孩夏米佳在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病房里,照顾着病床上的老人。她不是护士,不是护工,是护理员。由专业医疗护理员负责的免陪照护病房,正在解决过往“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病患家属困境。
去年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将开展为期两年的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由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疗护理员,提供专业化陪护,不再依赖家属陪护,也不再需要家属自聘护工。
目前,上海已有57家医院试点免陪照护。报道显示,实施免陪照护试点后,一部分护理员由原来的护工被“收编”而来。过去,护工、中介和家属自行联系、聘用,难免会存在风险和矛盾;护工转为护理员后,由医院按标准统一收费,并且强化培训、管理,让家属更放心。而护理员由医院接管后,也方便院方统一排班,让护理员收入更稳定、更有归属感。
同时,上海的医院也在“引进活水”。上海第七人民医院通过与技师学院等共建免陪照护服务订单班,引进年轻化、职业化的医疗护理员队伍。“05后”夏米佳正是其中一员,她毕业于该学院健康与社会照护专业。
免陪照护看似只是从护工到护理员的简单身份变化,却触及医疗、家庭、老龄社会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病人家属陪床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家人承担着大量基础照护的职能,如翻身、喂饭、如厕、陪夜、情绪安抚等。这种陪护本质上是把医疗体系无法或不愿覆盖的照护成本,让家庭承担了。
由于传统社会没有现代医疗制度,家人陪床被视为一种家庭伦理。这种观念延续至今,“子女不陪床就是不孝”,“配偶不守夜是不负责”。而且,大量陪护劳动由女性承担,尤其是中老年女性。这种无偿或低偿劳动被视作家务的延伸,一直未进入医疗制度的视野。再加上,照护被误认为是谁都能干的活儿,从而让我们忽视了其中的技能门槛和风险。
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这种照护模式,已开始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压力。一方面是深度老龄化社会,使得高龄、失能、慢病患者数量激增,另一方面是独生子女家庭、双职家庭、异地工作成为常态。陪床所带来的现实困境越来越多,子女请假难、成本高,长期夜间陪护也会让家人身心透支,加上家属缺乏医学常识,照护存在隐患。近年虽有护工解决了部分矛盾,但因为照护不专业,常引发各类纠纷。家人陪床,正从一种伦理美德,变成全社会的痛点。
卫健委开展的免陪照护试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它不只是为了解放家属,而是在承认一个事实:现代社会已无法再依靠家庭来承担本该由公共系统提供的照护服务。免陪照护意味着陪护从私人化、临时化,转向了专业化、制度化。这是一种角色转化,意味着对病人的照护,将由医院统一管理,对病人的照护从家人的情感义务,变成护理员的职业责任。这背后,其实是医疗理念的变化——照护不再是医疗的附属品,而是医疗服务的组成部分。
当然,免陪照护改革的核心,是对原有护工的收编与升级,让他们实现从劳务关系向职业管理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家属来说,收费有了公开标准,专业有了保障;对医院来说,护理员经过培训,能更好地配合护士完成医疗辅助工作,如观察引流液、预防褥疮等,能降低医疗风险,提升医疗效率;对过去的护工来说,也从打杂的,变成了一种有尊严和归属感的职业,可以有稳定的排班和合理的休息。可以说,这是一件各方共赢的好事。
“05后”女孩夏米佳们的出现,对照护行业来说,则是在重塑这一行业的社会形象。过去在人们意识中,照护是脏累差的工作,选择这一工作的多是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人群。上海市通过与院校合作,给这一行业带来变化,让照护行业变得专业,不再是凭经验,而是基于技能、规范与评估。照护行业因此成为年轻人可以选择与发展的职业路径。
但要让免陪照护从试点走向全面覆盖,仍需解决一些难题。首先需厘清权责边界。一旦实施免陪,家属不在场,医院承担的责任风险增加了。如老人发生跌倒、呛咳等意外,责任如何界定?医院作为管理方,须建立严密的监测流程和保险机制,否则免陪照护会成为医院的负担。管理部门应加快制定《医疗护理员执业规范》,明确护理员与护士、医生的职责边界,细化服务清单与禁止性规定,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将护理员纳入医疗责任保险覆盖范围,明确医院在管理、培训、监督方面的责任,这样患者、家属、护理员和医院都能安心。
其次,免陪照护需极高的人力成本。如果费用全由家属承担,会造成新的经济负担;但由医院承担,在医保控费的背景下,难度很大。未来的方向大概是个人支付一点、医保统筹一点、财政补贴一点、商业保险补充一点。管理部门应尽快研究将免陪照护服务纳入医保统筹的可能性,建立长期护理险,加大免陪照护全面推广的可能。
上海的试点,是在为整个中国的养老焦虑寻找处方。免陪照护不是为了让子女家属逃避责任,而是通过社会协作,让老人能更有尊严地康复,让护理者能更专业地工作。每个人都将面对衰老,所以它需要我们用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家人的付出,来应对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这种改革并不轰轰烈烈,它只发生在翻身、擦拭、记录、守夜这些微小的动作中,但正是这些动作,构成了一个社会对衰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