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食品行业出现了一种新常态：批评者为证明观点而拿自己做实验，比如整整30天只吃麦当劳，或几乎只吃超加工食品，然后记录其对体重和整体健康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在《喂饱人民！》一书中，扬·杜特凯维奇与合著者加布里埃尔·罗森伯格对这种老套路提出了新看法。罗森伯格连续一个月只吃Huel出品的食品——这家英国企业销售被宣称“营养全面”的纯素代餐粉和饮品，涵盖蛋白质、必需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他的摄入中有99%是超加工食品。但他的身体并未“崩盘”，体重不增反降，血检与各项生命体征也维持正常。

“超加工食品”这一概念由巴西学者提出，原本是为制定营养指南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种有用的分类法，而不像社交媒体上养生达人鼓吹的时尚饮食那样，设立一条僵硬的禁令。对消费者来说，“尽量少吃超加工食品”确实是一条有用的速记原则。当代的全球食品体系及其种种弊病早已被反复检讨，大家一致认为需要有所作为。但对补救之道的看法仍然两极分化：一方主张回到快餐与工厂化加工出现之前、被浪漫化的过去；另一方则预言高科技创新将奇迹般地提供答案。

最近有两本书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在健康地养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的同时，降低对气候的影响。《喂饱人民！》是其中之一，另一本是布鲁斯·弗里德里希撰写的《肉类》，出发点是作者作为Good Food Institute创始人兼主席的立场。该机构是一家与业界密切合作的美国非营利组织。

《喂饱人民！》主张，与其回望过去，不如赞颂工业化生产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食物丰裕——“安全”、可常温久存、全年供应且“廉价”。作者认为，现行体系让获取食物更加民主化。传统农牧业永远无法按世界人口所需的规模生产食物。相反，我们应当拥抱技术进步。作者表示，个人将饮食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降到最低的最重要做法，并非将食物神化或摒弃常见乐趣，而是减少肉类摄入。

肉，或者更准确地说，肉的替代品，是《肉类》一书关注的主题。弗里德里希是替代肉的布道者，这类产品要么由植物性原料制成，要么源自培养的动物细胞。

这两本书都罗列了工业化生产方式对地球构成的一长串生存性威胁。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农业食品部门约占三分之一；即使化石燃料被逐步淘汰，单凭这一部门也可能使气候目标告吹。将谷物喂给牲畜来生产热量的方式极其低效：生产一卡路里的鸡肉，需要投入九卡路里的作物，其中有八卡路里只是用来维持动物存活，等于被浪费了。用于饲养猪和牛的投入产出比更糟。放牧养牛和为动物饲料种植大宗商品作物占用了过量土地，是导致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推手。全球水资源正因集约化农业的过度开采和污染而承受压力。

两本书中，作者对直接人类代价的盘点同样冗长——他们涵盖了工业化饮食所致的健康损害、新型大流行病的风险，以及由集约化畜牧业引发的抗生素耐药性；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足以威胁现代医学。

《喂饱人民！》将食品体系置于更广阔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聚焦于整个行业普遍存在的工作条件不佳和贫困工资，这使得相当多人连吃饱都成问题，更别提营养饮食。作者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监管、征税、罚款以及反垄断拆分等手段，在不放弃食品体系既有进步的前提下，削减其危害及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合适的政府激励下，可盈利的企业可以被要求让其产品更健康。员工对食品贫困的解法是由工会组织起来争取更高的薪酬。

这淡化了体系中的结构性经济问题：把玉米、大豆等廉价大宗作物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使其成为超加工食品的基石——脂肪、糖和淀粉——恰恰是为食品链“增值”的所在。不幸的是，股东价值的增加通常与营养价值成反比；营养价值越高，往往越贵。

弗里德里希的论点是：肉类消费正走在“吞噬地球”的轨道上。寄望富裕国家有足够多的消费者把高肉食饮食改为素食或纯素的想法并未成真，因为吃肉深深根植于人类文化之中。解决之道并非徒劳地改变人们的口味，而是改变“肉”本身。与其让作物先经过牲畜这一环节，他主张直接生产同样美味，且至关重要的是与屠宰肉价格相当的替代肉，以满足人们对肉的渴望。

《肉类》详细介绍了两种实现途径，二者都在技术上取得了进展。对科研的投入揭示了部分秘密：是什么让肉类如此“肉香”十足，以及如何利用植物成分在汉堡等食品中加以复刻——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血红素，这是一种存在于肉类中的含铁化合物，可用大豆基替代物来模拟。由动物干细胞培养、在发酵罐中生长、无需饲养场与屠宰的培养肉，也越来越接近规模化生产。

两本书都以饱满的热情直面富裕社会那道顽固的现代难题——吃什么。正如罗森伯格和杜特凯维奇所说，要想最有效地应对这一难题，大概应当避免说教。